弗朗茨·塞拉芬·埃克斯纳于1818至1821年学习哲学，自1822年起，在维也纳和帕多瓦学习法律。1827年在维也纳获得博士学位后，直至1831年他一直担任教育和哲学助教。莱奥波尔德·雷姆波尔德（1785-1844年）唤起了他对哲学的兴趣，他也影响了埃克斯纳的人生方向。1830至1831年，埃克斯纳成为他老师的副手，这让他非常痛苦，因为他的老师在1824年因“原则错误、讲课晦涩难懂和不恰当”而被停职。从1832年起，埃克斯纳在布拉格担任哲学教授，仅用了八年时间，他就成为布拉格最受欢迎的教授。据他的孙子、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尔·冯·弗里施（Karl von Frisch）说，他收集了一些言论，例如：“我们中比较优秀的人在离开大厅时都处于一种激动和兴奋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他们的脑海中久久回荡，并对他们的性格和智力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直到1848年被任命为维也纳教育部部长顾问，埃克斯纳在布拉格任教了17年。1840年，埃克斯纳与夏洛特·杜森西（1816-1859年）结婚，作为布拉格富商的女儿，杜森西有能力把家里打造成聚会之所。艾克斯纳的沙龙“就像一所学院，聚集了布拉格最博学、最敏锐的头脑”。他们阅读诗歌和哲学，尤其是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赫尔巴特（1776-1884年）的作品。埃克斯纳因对黑格尔的批判在学术界广为人知。
1848年，他作为教育部（教学改革司）部长顾问回到维也纳。1849年至1851年，在他在布拉格的学生莱奥·格拉夫·冯·图恩·霍恩施坦部长的领导下，他在大学系统重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处理了教学自由及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等问题。他多次拒绝了担任部长职位的邀请。重病缠身的他于1852年前往上意大利，担任伦巴第·威尼斯学校系统的部长级专员，以便在这些当时仍属于奥匈帝国的省份推行学术改革。由于肺病迅速恶化，他于1853年在帕多瓦英年早逝。
弗朗茨·埃克斯纳和克里斯蒂安·多普勒
多普勒与弗朗茨·埃克斯纳（Franz Exner）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埃克斯纳位于Roßmarkt 128号的热情好客的家中，他立即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并结识了许多重要的朋友（施耐德神父、弗朗茨·帕拉茨基以及莱奥·格拉夫·图恩·霍恩施坦），这对多普勒的生活和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有证据表明，早在1836年冬天，他就与埃克斯纳有过接触。1837年2月6日，埃克斯在给博尔扎诺的信中写道：“我终于决定学习高等数学，我们勇敢的多普勒正在帮助我。我还开始和他一起学习解剖学和生理学，就从我面前的书本开始”。埃克斯纳出席了多普勒在布拉格的很多讲座。
多普勒于1849年回到维也纳，在那里他开始了自己的助教生涯，在新任文化和教育部长利奥·图恩·霍恩施泰因伯爵的领导下，教育领域展开了根本性的改革–改革草案来自埃克斯纳和柏林语言学家赫尔曼·博尼茨。这次改革终于让多普勒的朋友们如愿以偿。1850年1月17日，19岁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图恩伯爵的论文大概是由埃克斯纳起草的）批准在维也纳大学成立物理研究所，并任命克里斯蒂安·多普勒为该研究所的首任所长。
1851年10月，当多普勒搬进新研究所时，埃克斯纳被迫休假。图恩伯爵曾多次写信给他，劝他放松一下。埃克斯纳选择搬到威尼斯，他希望能在那里修养康复，他还利用假期撰写了一份关于伦巴第·威尼斯文法学校状况的报告。这为意大利学术体系的重组奠定了基础，该报告于1852年10月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同月，埃克斯纳匆匆返回维也纳，试图影响学院的气氛，以此来帮助多普勒。然而，在生病之后，他不得不重新申请了六个月的假期。他与多普勒一同前往威尼斯，但埃克斯纳没有在那久留，而是继续前往帕维亚，因为他和多普勒一样，认为自己时日无多，因此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于1853年6月21日去世，比他最亲密的朋友多普勒仅晚了四个月。
彼得·玛利亚·舒斯特博士（Dr. Peter Maria Schu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