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多普勒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克里斯蒂安·多普勒生前重要的资助人

多普勒最早的两位老师和资助人是在萨尔茨堡和维也纳的数学家亚当·伯格（Adam Burg）和地质测量学家西蒙·斯坦普费尔（Simon Stampfer），随后，又从他在布拉格的朋友以及资助人数学家伯纳德·博尔扎诺（Bernard Bolzano）和气象学家卡尔·克雷尔（Karl Kreil）那里获得了相应的帮助。

这四人始终站在多普勒的一方并给予其支持和帮助，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多普勒能够兼顾与两种性格截然不同的人交往，再次证明了克里斯蒂安·多普勒的睿智，以及他在创新中将生产性思维与反思性思维相结合的能力。

哲学家弗朗茨·埃克斯纳（Franz Exner），他与多普勒的深厚友谊无疑使多普勒不仅在布拉格社会中，而且后来在维也纳担任教授时，都感到自己被接纳了，弗朗茨·埃克斯纳一直坚定的支持着多普勒，尤其是在学院的争论中。1852年，他与多普勒一同前往意大利，当时两人都已病入膏肓，这两位好友也都是在那里与世长辞。

克里斯蒂安·多普勒生前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1981年萨尔茨堡艺术节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没有阻力，就不会有创新。事实上，新事物遇到的阻力越小，它就会被越快淘汰。”很少有创新能比萨尔茨堡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多普勒（Christian Doppler）带给我们的革新走得更加长远。除了对科学史缺乏了解之外，多普勒的反对者也在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们对现代物理学的新思维还很陌生。

多普勒生前的反对者和他的支持者一样，都是自然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他们与多普勒之间的争论才如此引人关注，因为这些争论有助于辨明多普勒工作的意义。

因此，对这场持续了约半个世纪的争论进行分析是一项具有启发性的工作。它也为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关于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讨论提供了更多的具体实例。

雅各布·菲利普·库利克

海因里希·冯·梅德勒

约瑟夫·马克西米利安·佩茨瓦尔